透过“劝农碑”看南宋农本思想

来源:郴州网 作者:吴越汉 发布于:2016/6/7

在风景如画、游人如织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万华岩溶洞的北入口处,矗立着一块高2.5米、宽1.73米、厚0.54米的大石碑——《坦山岩劝农记》碑刻。该碑立于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2月18日,详细记录了时任郴州知军的赵不退带领部属、官员、门人到郴州各地巡查、劝农的一些活动情况,以及倡导“务农重谷,天下之本”的思想。 郴州网:http://www.chenzhou.com.cn

 

碑刻字数不多,仅400余字,但从碑文内容看,将农业提升到了“天下之本”的境界,可见南宋时期郴州对农业的重视程度了。特别是碑文一开篇就显示出这种重视来自皇帝赵构(南宋第一位皇帝,在位35年):“建炎天子即位之十九年,眷怀南亩,无以慰其勤,乃诏郡国司牧臣,每岁之春,躬行阡陌,敦劝农桑”。碑文显示,建炎天子赵构要求下属官员每年春季都得“躬行阡陌,敦劝农桑”其实除此以外,赵构自己也率先垂范,在杭州西湖八卦田里“躬耕”,以示对农业的重视。《宋史》(元·脱脱撰)本纪·高宗七351页就有记载,绍兴十六年(1146年)春,“壬辰,(赵构)亲飨先农于东郊,行籍田礼,执耒耜九推,诏告郡县”。 郴州网:http://www.chenzhou.com.cn

 

这种高度重视农业的也不只是赵构、赵不退两人,南宋浙东学派代表人物陈亮(字同甫)当时也提出:“国以农为本,民以农为重,教以农为先,堕农有罚。”可见,“农为邦本”的经济思想在南宋备受推崇。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在郴州任县令时“办学校”“兴教化”,也提出了“务农求本”的思想。据原湘南学院文史系曹隽平教授考证,此类“劝农碑”在国内还有四块,它们分布在四川广元、广西融水(宋、已毁)、陕西洋县(宋、1149、大部磨灭)、吉林长春(清、康熙年间)而万华岩这块劝农碑无论是碑文字数的多少,还是立碑时间的早晚、碑刻体量的大小、保护的完好程度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因此被专家学者称为“中国农耕第一碑”。为“农”立碑,传播“重农”思想,宋碑占了大半,对农业的重视程度远胜其他朝代,这是为什么呢?重农思想又为南宋带来了什么呢? 郴州网:http://www.chenzhou.com.cn

 

1126年金国掳走徽、钦二宗后,赵构登基建立南宋王朝,定都临安(今杭州)。赵构登基后,伴随他的是外扰内乱、烽烟四起、财政严重匮乏的境况,直至1162年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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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赵构虽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但金人又岂肯善罢甘休,依旧长驱直入,欲吞之而后快,赵构初立的政权摇摇欲坠。为抵御金兵、更为了维持南宋政权,南宋不得不仰仗庞大的军队为后盾。《宋史》本纪·高宗一277页记载,建炎元年“置沿河、沿淮、沿江帅府十有九,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帅守兼都总管,守臣兼钤辖、都监,总置军九十六万七千五百人。别置水军七十七将,造舟江、淮诸路”。要养活这支军队,开销之大可想而知。而且,这场抵御金国入侵的战争一打就是十五年,直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与金国议和称臣、割地、纳贡,战争的烽烟才得以稍歇。但即便如此,金国始终对南宋虎视眈眈,蠢蠢欲动。此后的南宋,战事再松也保有军队40万左右,每年军费开支不低于四千五百万缗,相当于四百万两黄金。 http://www.chenzhou.com.cn/

 

另外,内乱也是危及南宋政权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仅赵构在位期间,先后就有1130年鼎州钟相、建州范汝为、虔州李敦仁、李士雄,1131年通州李成、张荣,南安吴忠、宋破坛、刘洞天,1131年郴州宜章李冬至,1140年郴州宜章洞民骆科,1144年宣州俞一、漳州华齐等“反朝廷作乱”。为维护政权,赵构一方面抽调抗金部队镇压,另一方面也依赖当地驻军来平定这些叛乱,而且,这些此起彼伏的叛乱直至赵构退位也没有停歇过,镇压叛乱的这笔开销恐怕不亚于抗金的支出。 http://www.chenzh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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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就是1141年与金议和(绍兴和议),除割地、称臣外,纳贡也成了南宋朝廷难以承受的重荷。《宋史》本纪·高宗六343页记载: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与金国和议成,立盟书,约以淮水中流画疆,割唐、邓二州畀之,岁奉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休兵息民,各守境土”;即使到了宋孝宗初“改臣称侄,减岁币十万”(隆兴和议),依然是个不小的数目;到了嘉定元年(1208年)改称金为伯父,纳贡改为银30万两、绢30万匹,犒军银300万两(嘉定和议),负担更为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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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金国,赵构似乎从登基开始就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收回北方的那半壁江山,采取的是“以和为形,以备为实”的所谓韬光养晦的策略。如何落实攘外安内所需的庞大军费开支、如何按时向金纳贡、如何巩固南宋政权呢?于是便有了“农商并重”“经世致用”“寒门入仕”等一系列的对内政策,以促进经济繁荣和发展,同时加大税赋征收力度,确保政权的稳定。

 

这一系列政策,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农商并重”的推出和执行,加大了农产品的国际贸易,与其他行业一起共同造就了临安、成都两个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临安则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全国商业网络四通八达,与世界60多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各种农产品通过各种渠道运往世界各地。沿海商贸口岸全面开放,海岸线城市迅速崛起,南宋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中对外最为开放的王朝。 郴州网 - 郴州人自己的网站

 

此外,北方战乱使大量流民南迁,人口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新的农耕技术,并开垦了大量圩田,农作物优良品种广泛推广,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水稻成为当时主要的粮食作物,并引进了新的水稻——占城(今越南)稻,使南方农业得到了空前发展,首次出现了我国“南粮北调”的新格局。 郴州网 - 郴州人自己的网站

 

《万历郴州志》记载,西汉以前郴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赋”。到了南宋时期,郴州有“林木、茗荈之饶,金铁、羽毛之利,其大宜谷稻,赋入稍多”。(《宋史·地理志》)此一时期,郴州的赋税、粮米主要用来供养荆、鄂、襄阳的驻军。农业的发展也为手工业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当时郴州的纻布、丝布、白纻、绣花针、毛笔名扬天下。 郴州网 - 郴州人自己的网站

 

“重农”思想的提高,“劝农”政策的推行,使农耕技术不断完善,农业开始走向专业化、精细化。据统计,南宋时期单农具就达105种之多,农业专著更是硕果累累,如中国最早的农业著作《农书》、世界最早的菌类书籍《菌谱》和梅类书籍《梅谱》、以及植物学词典《全芳备祖》等。这些成就的取得与“重农”思想密不可分。

 

可以说南宋朝廷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的是“农”和“商”,“农”更是整个王朝的顶梁柱,是养活百万大军的根本保证,是确保南宋政权稳定的先决条件。这一点,高宗赵构意识到了,朝廷官员也意识到了。结合万华岩洞口劝农碑和其他宋代劝农碑,不难看出“劝农”并非一简单的地方政策,更非地方官员为了彰显政绩,为己树碑立传,身后留名。这一举措应是南宋立国的根本,是皇帝的旨意、朝廷的政令、地方官员的必修课,而赵不退则是“重农”思想忠实的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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