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令人梦断魂牵的乡土情节

来源:郴州网 作者:王日根 发布于:2014/2/21

   中华民族是一个颇有凝聚力的民族,其团体意识自古及今,延续了五千年。因此,我们看到家族制度及家族以外的村社制度,看到由此培植起来的乡土观念及乡土观念的外延形态。中国人并不一定安土重迁,而是颇具流动性。特别是宋元以后的各历史时期,人口流动与向外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载体,其后社会的发展与会馆的建设紧密相连。


   会馆是一种地方性同乡民间组织,创建会馆的目的在于“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每逢过节或每月朔望,同乡欢聚一堂,“一堂谈笑,皆作乡音,雍雍如也”。当人走向陌生环境,如何保存自己、协调矛盾,如何长久的彼此相安、相助、相利乃至相长,都要求有一个务实的解决途径。由此,会馆这种民间自发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它以乡土为纽带,以传统道德、价值观为指导,以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娱乐及彼此互律为活动方式,从而实现商品经济与道德建设、社会变迁与秩序稳定的平衡发展。 http://www.chenzhou.com.cn/


   会馆是明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特定产物,它不仅是明清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亦与明清科举制度、人口流动相伴相随。明清时期南来北往的商人推进了国内物资流通,但地域文化薰染出的不同语言、文化习俗又构成了商人们谋求发展的障碍,同籍商人因此有了创建会馆的内驱力。会馆成为当时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商品经济的发展把全国大中小城市都卷入到庞大的市场网络之中,有的地域商人长期活跃于其中,以致于形成了大的地域商帮。长途贩运沟通了沿海与内地、山区与平原,商人寄籍现象日见增多。同时,科举制度和也助长了地方主义观念,人们为谋求本地人官数增多,不惜由官捐、商捐来建立会馆为本籍应试子弟提供周全的服务。


   正当明清时期移民风潮席卷士、农、工、商各阶层,因科举制度和官员易籍就任制度而激发起来的地域政治观念首先便在官员荟萃的京师发育成长起来了。明代永乐年间安徽芜湖人、北京工部主事俞谟将买自路姓的房屋基地交由同邑京官晋俭设置芜湖会馆,从此翻开了会馆建设的第一页。此后,京师的各地会馆纷起频出,蔚为风气,这些会馆无论对明清政治,还是对明清各地方文化的发展都曾发生了重要影响。 郴州网


   尤其是在晚清,会馆几乎成为地方与中央的中转站,其地位之煊赫,更非同寻常。如:北京福建会馆于1902年初筹集白银二万余两在会馆附近建设“京师闽学堂”,令世人刮目相看。民国十四年(1925)元旦,福建沿海飓风为灾,闽人集于福建会馆商议省长人选,讨论本省赈灾办法。同时,近代不少革命志士、文人学者也纷纷借助于会馆,取得事业安稳的一席之地。康有为两次进京应试就住在南海会馆,其后该会馆成为康有为策划戊戌变法的重要据点;梁启超18岁进京应试,住在粉房琉璃街的新会邑馆,后来甚至在此馆举行婚礼;孙中山亦于1912年入住香山会馆;鲁迅曾住绍兴会馆;沈从文、丁玲等文坛名将都曾入住湖南会馆,1920年2月至7月毛泽东带领湖南驱逐张敬尧代表团到京,就住在湖南会馆里,并在此召开了千人参加的“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被授予元帅军衔的罗荣桓也在此就读。当然,历史也记载了张勋复辟后曾在江西会馆大肆演戏,张作霖利用奉天会馆来壮大自己的势力。而从会馆创建的角度而言,它较多地追究本身存在的合法性,有的以官方管理商家出资的形式表现出来,有的则申请官府备案庇护,还有的把对会员的道德训教、行为规范放在会馆诸事务之首,这些都反映了会馆对政府的依附性。明清各级政府对待会馆多半采取默认政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因为会馆以管理流动人员为目标,而人口流动本身可能成为统治者的异己力量。


   明清经济已呈现出区域性,因此在联系乡谊的基础上,会馆便进一步规范同行行为,谋求共同发展目标。如台湾鹿港泉郊会馆就是一例,其会规规定:“船户先后次第大小,分别帮期,不得奋先争载,赶篡出口,违者罚银,以充公不贷。”这些会规使得泉籍船商整合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团体中,从而建立起有序的商业秩序。因为,新来的同乡人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先来的,很自然地会倾向于同一种营生,从而演变成近代同行商会。据1925年出版的《上海指南》记载:当时上海的工商团体中有会馆60个,公所179个,两者共239个(比1922年增加11个),它们以团体代表的身份加入上海总商会,成为“合帮会员”。

 

   延至近代,研究商务、交流商情、提高商智、培养商才则成为会馆的重要职能,而其经费来源主要靠官商自愿捐助,部分靠商人抽厘和房租所得。一般商业性会馆下设“福”、“会”、“纲”、“堂”等子机构,各立规约,处理同乡或同行事务。如清乾隆年间汉口福建会馆的日常经费由馆内的“福会”(即巷岩福、龙川福、致和福、宝树福四县分会)提供;会馆的同行分支机构称“纲”,如福州的汀州会馆则由长汀、上杭两县的纸商组成“纸靛纲”,后由“纸靛纲”扩充为“四县纲”,进而组成汀州会馆。潮州的福建汀龙会馆规模庞大,正殿、附殿及戏楼、神殿一应俱全,它通过祭祀天后、财神、福德正神等聚合会众。会馆管理是“依其里邑之所近”联络为纲,设篓纸纲、龙岩纲、履泰纲、本立纲、福纸纲等,将每年开支预算按不同比例分摊给各纲,包括不同节日祭祀、演戏的开销都一一分摊,各纲又根据行业特点向经营户征收饷银。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潮州会馆碑记》上说:“延请董事、经理,三年一更,七邑轮举,一应存馆契据,递交董事收执,先后更替,照薄点交,永为定例”。嘉庆十八年(1813)《嘉应会馆碑记》还有“汇薄日”的规定:每年“汇薄日”,必须要将所有银钱当众交出。会馆是商业繁荣的产物,其发展与同乡人的事业紧密相连,因此其日常管理和经费筹集体现了高度民主性和自觉性。


   从建筑布局来看,规模大点的会馆一般都有议事厅、神殿、戏台、客厅、厨房、丙舍、义冡,实力雄厚的会馆还有园池、假山、义庄;而从会馆内部职能整合来看,其“祀神、合乐、义举、公约”是基本功能。这些以乡土为联系纽带的建筑物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它使得在客地的同乡人有所管藉、有所约束、有所互助、有所发展。而从移民社会整合来看,不同籍的人们移到同一地区,他们可以冲破本地域的界限,凭借会馆与别的会馆进行交流,共同商讨地方事务。各会馆亦谋求与土著的经济、文化交流,以致引起地方社会风俗的变迁。有的会馆为了提高知名度与威望,甘愿从事公共建设。如宁波的新安会馆建设了一个全市范围的消防站,这不仅是标榜其经济实力,也是融入当地社会、热心为当地人服务的一个声明。在会馆集中的区域,会馆之间的交流互助也成为必然趋势,如四川大竹县原有楚、湘、粤、赣、闽五籍会馆,他们互不统属,而到光绪年五年,五馆合并为公所。公所职员由五馆举荐,地方事务皆由公所办理。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邑绅筹办地方自治,另组城乡公所,公举议员,并推议长。


   明清会馆一般都设有神殿,并将神灵作为会馆存在的精神纽带与象征。其神灵崇拜经历了从单一神(乡土神)到以乡土神为主的众神兼祀的发展演变,这是因为众多乡土神的内在精神有其共通性,也是因为会馆在发展过程中从互异走向一致、走向融合。当然,正如民间的多神祭祀一样,会馆的多神并存亦包含了浓厚的实用功利性。在政治中心的京师,会馆神灵的设置更偏重于对乡贤的炫耀,因此成为地域观念发展的重要基地。奉祀的神灵皆为美德的化身,因而能发挥规范人心的作用,能收到“以神道设教”之效。这实际是一种有效的整合纽带,乡贤神可以成为一面旗帜、一种约束,它吸引同籍同行商人,激励他们向外发展,以集体力量来共同开辟发展道路。举四川绵竹为例,该县有会馆31所,它们多以宫、庙、寺、观等作为会馆的表现形式,设乡土神庙和戏台,节庆祀神,演地方戏剧,以此汇聚众人。又如福建泉州有宁波会馆,馆址在南门天妃宫,奉祀天妃,每年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辰日,就是行东集会日,要在天妃宫演戏十多天。沈阳海城县所建天后宫,乃是山东黄县同乡会捐建的会馆,因祀海神而称天后宫。各省会馆名称各有惯例,如江西客民建“万寿宫”,楚人建“禹王庙”,湖南人建“寿佛宫”,广东人建“南华宫”,都与地方乡土神有关。


   从中外文化整合来看,众多的华人会馆正是中华文明传播的重要基地,而国内各通商口岸设置的涉外会馆也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海外华人会馆渊源于中华本土,却又独具个性,如:同乡会馆与宗亲会馆并存,商人在会馆中是主角,会馆多以商务与教育为首要任务。由海外会馆延伸至街巷,便是中国的“唐人街”。早在清代康熙年间,大批华人聚集越南会安,成了三、四里的“大唐街”:“夹道行肆,比栉而居,悉闽人,仍先朝服饰,饬妇人贸易。凡客至此者,必娶一妇,以便交易”。大唐街的尽头有闽会馆,“募义冡地,收掩孤骨”。新加坡则是明清华人移入的重要地点,据吴华辑《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统计,从1822年广东曹亚志创立宁阳会馆起,到1965年已有50多所会馆。新加坡华人会馆的“炉主”选举既民主,也有极浓厚的宗教色彩。会馆通常在义冡上举行选举仪式:将每位候选人写在一张纸条上,供奉于祖神牌位前,再拿出一付“筶”抛掷,若“筶”落成一个平面和一个凸面即神灵保佑,接连三次,此人就是神灵认可的炉主。这样,有民意与神灵的双重认可,炉主在会员中就树立了权威,形成了凝聚力。“炉主”要在12个月的任期内保管好香炉、处理好会馆的日常事务,也要带头捐资,树立榜样。日本是华人移入的重要国度,早在1623年和1629年福建华人就在此建立了泉州寺和福州寺,随后广东商人在1678年又建立了圣福寺。这些寺庙纷祀天后圣母(旁有千里眼、顺风耳二婢)、关圣帝君(旁立关平、周仓),在佛庙中奉祀天后、关公等乡土神,既适应了日本政府尊崇佛教的政策,又保持了乡土神至尊的地位。日本华侨每年在天后圣母和关帝诞辰举行活动,增进同乡友谊,遇灾则对同乡实行收管、提供住宿。又为死者提供墓地或负责送回故里安葬,还对纷争进行调解、仲裁。


   总之,会馆作为一种基层民间社会组织,在明清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明清基层组织颇多,官设的如里甲、保甲、厢坊等,民设社会组织如家族、乡族、会社等。但是,明清市场机制的发育与成长,赋税徭役制度的变更,为人口的迁移及人身依附的削弱提供了便利。在不少地方,形成了土籍与客籍的区别,有的地方流寓甚至超过了土箸。如果说土箸适合于用家族、用保甲、里甲、厢坊来管理的话,那么,对于行业多、人员流动大、文化层次复杂、规模庞大的流寓人口而言,以家族为母体又超越于家族的会馆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一种创新。它所树立的精神支柱是乡土神、通祀神以及会馆的创业者,它能让同乡人走向外部世界时不仅凭个人的奋斗,更能依恃团体的资助。它超越了家族组织,使得明清社团有了极大的发展,它从家族观念走向更广大的家乡观念直至国家观念。


   美籍学者顾德曼考察了民国初期上海同乡组织之后认为:30年代异常活跃的同乡组织显示出一种“民众意识”的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一种“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的萌芽与发展”。 郴州网

 

   作者简介:王日根,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闽台研究中心教授,福建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五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